1．
十二月七日，我和叶丹约了下午五点见。那是入冬以来，难得一个晴天。记忆里，那天的空气特别晶亮、透明。我早早地出了门，心里有些忐忑，怕迟到。我是提前十分钟到达咖啡馆的。当我匆匆穿过树荫，走进咖啡馆时，却一眼瞥见叶丹早已安静地坐在那儿，埋头看着一叠厚厚的报纸。我的心里有些隐隐的感动。隔着玻璃窗，能看到他平静的脸上有一点点的落寞。我忽然觉得，那一窗空气，仿佛拥有了玻璃般脆弱、虚空的质地。而他，一个镇静从容的男人，却像画一样悬浮于其中，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叶丹并不是个健谈的人。他清爽秀气的脸上有一副冷峻严肃的表情，不爱笑。他把自己的内心藏得很深，这是个不会轻易让人走进他心里去的男人。我们的交谈有些艰涩。我们都不是滔滔不绝的人。交谈时，似乎也在天南地北地聊，但所有的话题，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无法深入地打开交谈。有好几次我想顺着话题问些什么，但却都及时收了口，唯恐哪儿不小心会伤害到他，他是个敏感的男人。虽然他一直很有风度地做到有问必答，始终保持着一种很愿意交谈的态度。
后来，与他的几次接触中，你会发觉他真的是个温和细腻、注重细节的人。他会在出门时，把门打开，等着你走出去，再把门带上；在空调房里，他会提醒你室内外有温差，叫你脱下外套和围巾，以免出去时着凉；一起和朋友们吃饭，他会帮你偶尔夹些菜。那些小小的举动和提醒，会让你误以为他就是那位从小和你一起长大，总是给你关照和温暖的邻家哥哥。
2．
叶丹从小有个电影梦，他想当导演。这个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已记不清楚，他只是觉得自己有那方面的天赋。从中学开始，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叶丹便已在心里默默作着准备。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常常将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以至于和周围的一些同龄人显得格格不入。
我不知道，那样的一种“格格不入”，是不是也与他移民的身份有关。叶丹出生在开化，在开化长大。但当人问起他的家乡时，他总会告诉别人，他是淳安人。他的父亲是从淳安移民至开化的，母亲也是淳安人，是下乡到开化的知青。
叶丹对开化这个小县城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对于他真正的老家淳安，他又是完全陌生的。他父辈生活过的土地，早已被一片汪洋之水淹没，那个地方就是美丽的千岛湖。
开化肯定不是叶丹圆梦的地方。他从小就知道，要实现心中的梦想，就必须离开这个小县城。
90年的某一天，叶丹看完陈凯歌导的一部电影《孩子王》。想当导演的梦想，再一次在他心里绽放出绚丽的火花。但他父母却希望他学画。他父亲喜欢画画，他从小也跟着父亲学画。但是那时候的叶丹，他的心里已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当一个导演更为强烈的愿望了。
那年的秋天，叶丹从开化出发来到杭州。出发时，他应该还算是个孩子。那年他十八岁。在他着迷于电影这门艺术之前，他首先着迷的，应该是头脑中早已形成的一种艺术家的姿态。可以想像，那个年纪的他，心里揣着个滚烫的梦想，像阿童木和哪吒那样，带着一点英雄主义和几分表现欲，风驰电掣般闯进了杭州这个城市。对叶丹来说，这是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出发，是一次“长征”，一次冒险。注定“不归”。
当然，这也没什么，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有亿万人走在路上，他们心怀远志，这种日常的“长征”和冒险被一种梦想所推动，并且又从深处推动着生活。
来杭州前，叶丹对父母说是来杭州报考绘画专业的，但却瞒着父母报了广播电视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传媒学院。他的专业课竟然考了第四名，但文化课却没有过，被刷了下来。在那天面试时，主考官怀疑他是兼报了播音专业的，并推荐他去面试。确实，叶丹的声音浑厚圆润，有着很柔和的胸音，听来非常悦耳舒适。但对这个建议，叶丹想都没想一下。他并不想做个播音员。如果那天，叶丹听从了主考官的建议，说不定他就成为了一名播音员，让好听的声音伴随着成千上万的听众，谁知道呢？
91年，叶丹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对于叶丹来说，中央戏剧学院是高不可攀的地方，四年才招生一次。为了一步步走近梦想，叶丹决定去试试。他记得很清楚，参加考试的有640个人，进入二试便只剩下60几个人，三试时，又被刷下一半。他是进入三试才被淘汰的，依然是文化课过不了关。虽然他最终没能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但他出色的成绩却令他自己充满自信。
记得那时，他是坐火车去北京的，去之前，并不知道考试时间会延续一个星期。身上带的钱很快没了。他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0块钱。他说，他拿着那200块钱住在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里。
在那个没被录取的下午，他从招待所的地下室走出来，阳光从高大的槐树中像雨一样落下来，落在他的身体上。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人来说，那天下午，无疑让他懂得了一些道理，失去了一些幻想。但是从他的叙述里，我却感受不到某种伤感。他觉得回忆那段时光还是充满快乐的。毕竟他的成绩是640个学生中进入前30名的。他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些温和的笑意，那是一种对生活最直接的审视，一种对自悔或自怜的拒绝。一种随时撷取生活经验，在个人的剧变中总结价值的态度，一种姿态。
叶丹从北京回到杭州，在一所小学任教，教语文，也教数学，做过班主任。但是，半年后，他便辞了职。他笑笑说，我不想误人子弟。教书这行当实在与他的梦想相隔太远。
后来，叶丹进入一家私营丝绸工厂，画手绘。凭着他的才气，他很快当上了副厂长。那时，他已不满足于替别人打工，便出来自己办起了丝绸厂。那几年，他过得很挺风光的，赚了很多钱。他轻描淡写地说着，后来的败落，他总结了一个原因，说是他自己太乐观了。那几年，他依仗着自己的才气和财富，做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事。在投资方面也近乎挥霍，对自己的后路毫不设防。而我却觉得，那是一种开放和慷慨的能力，一种对必须做的事情的实际承担。
我意外地发现，叶丹在聊起他充满起伏的人生经历时，不管是他认为风光的或者败落的阶段，都带着一种淡定的神态，他好像从不浮夸，也不感伤。但我又似乎觉得，他在努力躲避一些什么，或者拒绝一些什么。比如忧虑。
95年，丝绸厂关闭后，叶丹卷铺去了上海，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那一年，成了他生命中最有色彩的一页。他认识了第一个女朋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通过女朋友的介绍，担任了上海教育电视台少儿节目栏目的导演。那是他认为最接近梦想的一年。他迈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在上海，他认识了一批老师，从编导到剧组到挑选演员，每天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意义非凡。他形容那段日子为“诚惶诚恐”。
那段日子，叶丹不仅爱自己，还学会了爱别人。昔日的“未来”已经来了，但却正在成为过去。他从中尖锐地感受到这一切之中横亘着的坚硬的尺度：身体的尺度、艺术的尺度和对生命、生活的敬畏。他曾经陶醉于“无限”，而人是绝对有限的，他必须将某种可能性付诸实施。那一段人生经历，让他领略到了生活的开阔和纵深。
不知什么原因，叶丹回到了杭州。和他女朋友也分了手。
在上海的时间，他接触了电视广告。回到杭州后，他很快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他逐渐发现在生活中，其实也可借助于广告去创造一些东西的。他就是这样，永远脚踏实地，坚持与事物打交道。后来，他自己开了广告公司，叫“天天向上”。多么简单直白！听朋友说，横店影视城广告都是叶丹策划的。他把各种各样的广告搬上银屏，搬上都市的街头、以及每天往来的公交车上。我不知道，在都市的霓虹灯下，叶丹看着那一张张屏风般的广告牌，是否也会停下来，偶尔想一想年少时的梦想？
3．
在98年的时候，叶丹在西湖边南山路上开了第一家酒吧：“SOHO”。大概两年不到时间关闭。后来与人合伙在玉皇山脚下开了一家露天酒吧，叫“逍遥居”，后来又退出。现在，叶丹又在曙光路上开了一家酒吧，叫“7Club”，再过几天，就满一周年了。
酒吧的经营并没能让叶丹赚钱。我问他为什么不专心做广告，而要不断地开酒吧。叶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这种人是少不了朋友的。
叶丹在说出这句话时，依然是淡淡地没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但我听来，却有着奇异的忧伤和脆弱。生活在城市里的异乡人，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奔波于生活之中，他们也许不会在乎这里的一草一木，和层出不穷的高楼大厦，他们也来不及在乎，但他们却在乎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酒吧是一个可以让朋友来坐坐的地方，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制造现场感并让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城市留下足迹的一个证据。
我第一次走进叶丹的“7Club”，粗线条的格局让初次进来的人感觉到有些硬朗和冷漠，这是一个既不怎么冷清，也不怎么疯狂的酒吧。没有低俗的音乐，没有讨巧的乐队伴奏，也没有妖艳的吧女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保留了某种纯粹。去的次数多了，会渐渐坐出一种温暖和亲切来。
现在的叶丹，又做广告，又开酒吧，原以为他的梦想早已丢了。但叶丹告诉我，明年，他已和一个朋友约好，要排演一个话剧，以他们自己为主角。他说，在这个城市奔波了这么多年，也该做些取悦自己的事了。
在这个喧嚣冷漠的物质世界里，叶丹并没有放弃内心里的梦想，而是以另外一种较温和的形式实现着自己的愿望。十几年的漫长征途中，财富没能收买过他的梦想，落拓也并未改变过他的梦想。他只是将梦想投影在杭州这个城市的屏风上，久久地望着它。而这样的凝望，本身赋予了生活一种力量，一种意义。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努力朝着梦想走去的积极向上的人。也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为了朋友，有时也会弄得满身满心都是伤但仍然乐观的人。
作为一个异乡人，聊着聊着，难免会说出孤独、寂寞等词汇来的。但是，叶丹他从来不说。他觉得飘在这个城市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内心有安定的感觉，飘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他不会回到家乡去，也不知道将来会去哪个城市，但是目前，他很喜欢杭州。叶丹的表情始终是沉静的。仿佛他是真的不太会感到孤独的。但是，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又将他的内心全盘泄露。他说：我最好的朋友是叶丹，我会在夜里跟自己对话。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