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初体验

11月8号是观众节开幕的日子，下午三点要进行的是首届高峰论坛，学者易中天将在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与电视人、观众互动。集团高桂林书记通知我要主持论坛，并鼓励好好准备，建议“有针对性地补课”。程蔚东总编辑提示我要把握媒体立场，“我们钦佩那些埋首书斋做学问的学者，我们也同样钦佩那些走出象牙塔，用平易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学术的学者，因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剔，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走进电视。

在这样一个鼠标一点就不存在千里之外的时代，人们获取知识并不难，因为知识是公共的，而思想是每个人独有的智慧。对思想的渴求，对文化的吸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电视的必然要求。

在浏览了易先生的系列作品，比较了《讲坛》其他主讲人的话语方式，查阅了西方学者介入电视的背景，参看了央视主持人做的访谈后，我进一步怯场了。无论是文化积累还是极少的访问经验，都不能让我有足够的胆量迈上论坛。

就在心里打鼓的时候，活动的执行组，民生休闲频道的编导和工作人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帮助。负责人姜岩辉帮我修改串联稿，明确了“人文科学”的意义、大众传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删繁就简让冗长的开场白明快流畅，措辞更为精确。导播施彬歆一次次调整运行版块，和我模拟现场气氛，希望活动进行得张弛有道。郭晓提出了问题的修改意见，主张提问方式和语言有温度、有趣味，让现场的调性更活泼。直到录象前，频道总监胡戎和副总监赵林还在预测论坛进行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指点多从自身做电视的角度和易先生聊天……

怀揣着集体的力量我上场了。易先生的讲座非常简短，原本设定的主题是“纵论电视文化”，有综述和比较的意思，长度为四十到六十分钟，体现论坛的高度和力度。其实这样一个议题更适合电视研究者而不是文化学者，所以易先生巧妙地紧扣观众节，谈到了观众的重要性，让主题回归大众，再次展现亲民特性。确实，在这样一个媒体四溢的年代，尴尬人难免尴尬事。没有观众，没有关注，是不成功的传播，更别说发展了。留意身边那些被观众谈及并称赞的好节目，没有人会忽略观众的地位，因为很多时候一个节目的成功未必是编导做出来的，它是在编导和观众之间形成的。于是从生活品质的提升，观众对精神消费的多选择性谈起，如何消除门槛获取观众，我邀请易先生和大家分享电视经验……

易先生的演讲非常简短，这意味接下来的互动要拉长，但面对之前“学术超男”、“低俗化”的质疑，看得出来他的审题态度是严谨和有些戒备的。我根据他的情绪判断是否要追问、打打圆场，或者是抛给其他人开始新问题，衔接一开始有些疙疙瘩瘩，不过楚地人的真性情，总是让他在小心之中澎湃着热情和幽默——“谁也不比谁笨，谁也不比谁聪明！面对观众要说人话”，“做电视的被人称为‘三物’，做之前像动物，剪片子像植物，做完之后是废物”，“有人生来腼腆，有人天生适合上电视，我和于丹都是人来疯”，“喜欢你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不喜欢也不会否定你的人格”，“做学问的人拿的是谁的钱？不是老百姓的钱吗？！为什么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不能向老百姓传播？大家都不知道的研究成果有什么研究价值”，“如果那时候有电视，诸子百家很有可能都会上电视。当然，庄子和孟子或许不会”，“浙江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化强省，人文类节目是有基础的，就从那些老百姓知道又不是很了解的地方入手”……

学术有向大众传播的使命，而电视是层面丰富的载体，可以帮助学术向更广泛的人群传递。电视是通俗化的产品，但并不意味着它和文化有着天然的界限，通俗和低俗是两个概念。

观众看电视可以带着观点来，可以来听观点，也可以不喜欢就不看，这是受众的自由；而伴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更多的人在屏幕上“能够说”，有时候要比“说什么”、“说得怎样”，来得更重要，也更让人感动……

在西方，学者上电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萨特在双目失明后主持了十年的电视节目，著名诗人庞德通过屏幕和大家探讨话题，他的言论甚至影响了70年代末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或许哪一天文化类节目成为常态，不再受制于收视率，我们的电视就成熟了。

近三个小时的访谈结束了，除了一直忘给易先生水喝之外，进程基本顺利。这次参与也让我看到了自身的更多问题，感受良多。电视工作根植于社会生活，主持人总是可以从书本、同行、好节目、工作伙伴、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吸收养分、丰富经验、启迪智慧，这是一份难得的好工作。专业团队、有识之士、观众听众，在这片麦田里，每份力量都促进收获，主持人如同麦苗，要在自我成长中学习与整片麦田共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