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软肋是什么？

中国文学的软肋是什么？

蔡宏伟

那位让江湖游医治坏了脑子的姓韩的病人说了通“巴金的文笔很差”的呓语后，江湖游医的“托”们又掮出上个世纪批评过巴金的刘西渭（即李健吾）来，大造“自古英雄出少年”、“英雄所见略同”之势。这种做法倒挺“中国”的，假“复古”行“革新”，拉张虎皮而已。可惜呀，人家刘西渭未必做得了江湖游医们的大旗！

白话取代文言后，中国新文学从学步到直立行走，再到奔跑，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四大文学体裁中，散文、小说、戏剧的成绩最好，新诗最差。那时的比余秋雨、王兆山们待遇差多了的中国新文学工作者们，面对的是旧文学的威压和洋文学的轻视，为开创这一片天地，许多人心血费尽，年寿不永。今天检视前贤遗墨，读到梁遇春蔼然的谈说，郁达夫泣血的哭告，冯沅君深沉的喟叹，怎不让人感念那个时代的特殊的人文氛围！作为那个时代一流的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批评巴金，批评茅盾，动机很单纯，希望中国的小说能有好的成绩。三十年的现代小说经营，我们能够拿出来让西方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少得可怜。西方汉学界公认的说法是：《子夜》、《围城》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观感。

我们知道，在丰厚的中国旧诗面前，新诗无能为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同样丰厚的旧散文面前，新散文何以能昂起头来呢？关键在于，中国文学在表达手法上，长于抒情、议论，短于叙述、描写。旧诗的描写很简短，能出采；一旦移入新诗，简短的描写就捉襟见肘了。中国文学尤其是汉族文学，叙事诗是条短腿。因为不擅长叙述、描写，西方意义上的小说、戏剧在中国并不发达。这种缺陷就成了五四后中国新文学的软肋。因此，说巴金、茅盾，甚至老舍、鲁迅的叙述、描写技术不够上层次，是有见底的。大喊大叫说他们“文笔很差”，作品看不下去，那属于瞎子摸象，摸到了象身上的一只苍蝇，便认为大象就是苍蝇的另一种。刘西渭对巴金、茅盾的批评属于前者，他是位有眼光的批评家。江湖游医们像玩泥一样捏成的韩姓小儿，他的话属于“红头阿三”地区的笑谈系列。

刘西渭先生认为巴金小说的弱项在于缺乏客观冷静的叙述、描写，热烈的议论、抒情过多。茅盾小说的这种病症要轻些。鲁迅小说在上个世纪前三十年之所以能独步一时，就在于他通过《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对中国文学的这个软肋有着超过常人的认识。他至死仍在期望自己的小说能臻及“从容”的境界，而这个“从容”说到底，就是指小说家能够客观、冷静地进行叙述、描写，不要动不动就急吼吼地出来发议论、抒情。明乎此，中国影视剧与欧美大片在“讲故事”上的差别，就不是一里、二里，而是千里、万里了。

我们今天的中小学生的作文，似乎依旧带着这个软肋。轻飘飘“鲜格格”地议论、无病呻吟地抒情，往往被看成“有思想”、“有文采”；有条不紊地把一件事情叙述清楚，常常会被草率地评定为“记流水帐”。事实上，那些“满分作文”、“新概念作文”的作者，未必能把一件事情叙述得具体而生动！作为一个中国人，发议论、抒点情是你的祖传本钱，你后天打拚的，应是叙述和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