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娃”尽管是“五胞胎”，但它也“只生一胎”，永远不会再怀胎一回、又分娩一次……
听五福娃他爹说自由发挥空间
徐迅雷
11月13日《都市快报》刊发了王志撰稿的“今日看点”，介绍这一天央视《面对面》节目与韩美林面对面的内容。美术大家韩美林此时的身份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修改创作组组长，此前一个月，他捐献了1000件艺术作品在杭州植物园设立了韩美林艺术馆，尽管韩美林谦逊地称“我不是大师”，但他是将“美术”与“工艺”结合得绝佳的人，所以以他为主来创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还是蛮对路的。
11月11日，五个“福娃”揭开神秘面纱，可想而知的是，与当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发布一样，引起网民一片争议声。五个“中国福娃”，对应奥运五环，分别以“鱼、熊猫、奥运圣火、藏羚羊、京燕”为创意，以“北京欢迎您”的谐音命名为“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这一切可谓苦心孤诣。当主持人王志问及创作者如何看待自己设计出来的作品时，韩美林实话实说：“儿子再丑也是娘的宝贝蛋。不过遗憾的是时间不够，修改太多。要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让我自由发挥，估计能做出比这套好得多的作品。”
别看韩美林这里的寥寥数语，可是说出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韩美林的遗憾是显见的，因为他还有潜力没用上。“时间太短”，还没够“十月怀胎”，有点“早产”的嫌疑，但这不是根本；根本要素在于没有“自由发挥”，没有“没有任何压力”，加上“修改太多”，遗憾就免不了了；这自然让我想起清朝袁枚的话：“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当然，“儿子再丑也是娘的宝贝蛋”，“媳妇再丑也要见公婆”，好在“情人眼里”有望“出西施”。艺术品的生命力，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神奇创造源于自由心境。正如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的：“画家和诗人都应享有放手创作的特权。”“计划控制型”和“自由发挥型”，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大异旨趣；如果是“计划控制型”而不是“自由发挥型”，必须按照计划中的旨意操作，有时“偏离”一点航道，立马会得到“修正”；创作者如果一意孤行“偏离”下去，那你就得“下岗”或者“滚蛋”了。“计划控制型”当然也能够在控制中创作出不错的“东东”，但传世的拔尖艺术品，大抵不会是这样产生的，因为“计划控制”、“反复修改”，从来不会有神来之笔。
神来的东西，无一例外都需要自由的心境与自由的环境。中国书法艺术的绝顶之作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它就是自由挥洒的结晶。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酒醺挥笔，意气勃发，潇洒飞扬，自然酣畅，书时偶有修改，也是顺手改之，“补丁”也成艺术的眼睛。“没有任何压力”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维度越大，艺术的神韵就越饱满。我们没法想象，如果那帮聚于会稽山阴的四十多位文人雅士每人都给《兰亭集序》提点修改意见，那会改出一幅什么样的作品来。
大体来说，作为艺术的创作，是一个人的事，所谓“儿子是我一个人生的，不是大家一起生的”。管的人、管的层面越多，自由创作的空间就被压迫得越逼仄。七嘴八舌、“修改太多”，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仿佛“群口相声”——群口相声也只是“说”时群口，创作脚本时绝不是七八个一起干的。“五福娃”创作时有太大的外在压力，缺乏自由发挥的足够空间，说明组织者尚缺乏足够的开放思维，由此无形中牵制甚至钳制住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这正是“五福娃”的“主打爹爹”韩美林所说的遗憾所在。
不过，从根本来说，奥运吉祥物不是纯粹的艺术品，它所承载的商业开发担子是沉重的，三四十亿人民币的收益预期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集体领导、集体规划、集体创作、集体分担、集体负责也变成很必然的事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说：“艺术永远是社会制度的一面镜子”，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当然也是制度的产物。“五福娃”是“公家”的，正如韩美林回答主持人王志时所说的，设计者并无一分钱的收入，连知识产权都属奥运会所有。“五福娃”尽管是“五胞胎”，但它也“只生一胎”，永远不会再怀胎一回、又分娩一次。童话大王郑渊洁和央视名嘴韩乔生的评述有点意思，前者说：别人介绍的女朋友，结果见了很失望，但没别的女孩，只有将就着相处，处久了感觉也挺好；后者说：吉祥物出人意料，好不好全世界人民说了算。
■本文刊于2005年12月5日《大河报》：
